参考消息网12月23日报道美国《纽约时报》网站12月18日刊发题为《“可负担性”如何成为政客的新魔法词》的文章，作者是尼楚·阿贝贝。文章摘编如下：
你会很清楚民主党人对“可负担性”的看法，因为他们会不停地告诉你。
一个追踪国会议员通信的数据库显示，在选举日前的数月里，民主党使用这个词的频率几乎增加了两倍。
你也可以看出唐纳德·特朗普对此的感受。他以降低物价和“让美国再次负担得起”的承诺赢得总统选举，并曾发推文称：“如果你关心的是可负担性，那就把票投给共和党！”
然而，竞选结束后，他谈论这个概念时就好像他正在经历一场激烈的分手。他时而想挽回局面，称自己是“可负担性总统”，称共和党是“可负担性政党”。但他大多数时候感到恼火，咆哮着说“我不想听什么可负担性”，并称其是“民主党制造的骗局”。
美国人过去很少谈论“可负担性”，而是更多谈论“经济”。人们普遍认为，只要用心发展和推动经济，便能带来就业、住房以及实惠的生活必需品。相比之下，当前选民似乎更加敏锐地意识到，“经济”可以在他们自身生活条件恶化的情况下依然保持繁荣。进行民意调查研究的数据记者G·埃利奥特·莫里斯表示，他发现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关注诸如“增长”“就业”等宏观经济问题，取而代之的是，他们更关注自身的“可负担性”“物价”和“生活成本”等具体经历。
展开剩余44%政客可以像特朗普那样承诺物价下降，但总体价格水平实际上并不会如此，除非经历痛苦的通货紧缩周期。解决通胀的办法通常是提高工资，人们逐渐适应新的基准成本。2022年的通胀飙升在2024年结束，工资水平相应提高以予以补偿。但正如拜登当时和特朗普现在所看到的那样，要让美国人相信他们对牛奶名义价格的恐慌是一种误解，是极其困难的。即便你的观点正确，也往往会引发民众反感。正如作家马修·伊格莱西亚斯所说，如果选民对“可负担性危机”的理解“基本上就是对通胀的愤怒”，那么围绕这一问题赢得选举也就变成某种诅咒：只要价格依然让人感到异常，执政者就会受到惩罚。
然而，当下“可负担性”的吸引力似乎远远超出了这一点。例如，候任纽约市长祖赫兰·马姆达尼主打围绕“可负担性”的竞选活动通常与日常物价无关，而是关乎纽约市整体阶层构成及其居住可能性。对许多人来说，这个词似乎反映了那种对基本生活可能性长期积累的广泛不满。日益高涨的食品价格，甚至住房、医疗、教育、育儿、能源等十余项原本被视为体面的美国家庭生活的必需品开支，现在让收入尚可的人也感到困扰。在许多选民心中，“可负担性”直击自身困境。（编译/王海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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